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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傳播學的發展之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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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今傳媒》創辦之初，已有較多的省級新聞傳播學的期刊，經過這么多年的奮斗，現在能夠躋身于我國新聞傳播期刊之林，且地位比較穩固，頗為不易。借這次調整欄目之際，我談談新聞傳播學科的學術建設問題。
國人知曉有新聞紙，可以上溯到1833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中文期刊《雜文篇》第2期發表的101字小文章《外國書論》和1834年普魯士傳教士郭士立在中文期刊《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》第3期上發表的332字的小文章《新聞紙略論》。 中國的一代知識分子知道了新聞紙，為了向光緒皇帝游說新政，寫了不少文章，其中著名的是梁啟超于1896年發表在上海《時務報》創刊號的文章《論報館有益于國事》。文章伊始是這樣一段話：“覘國之強弱則于其通塞而已，血脈不通則病，學術不同則陋，……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，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，則有喉舌而無喉舌。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廢疾者，則報館之為也。” 那時西方主要國家的大眾傳媒，已經從黨報時期轉入商業報刊時期，報紙根本沒有梁氏所說的“通上下”的作用，它的主要職能是滿足公眾對新聞的需求。各國政府均有有效的信息傳達和反饋渠道，從未聽說過他們了解民情主要依賴報紙。也就是說，西方的現代傳媒到了中國，一開始就被一幫中國的知識分子將其功能中國化了，要求報紙成為政治改革的工具。光緒皇帝也正是在這種對報紙的認識基礎上，力挺新式報章。 1899年，通過翻譯出版日本人松本君平的書《新聞學》，國人知曉有這么一個“學”。然而，此前梁啟超關于報紙功能的認識，已經深深地影響了不同黨派的中國人，形成了中國政治新聞學的傳統。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到來，1918年徐寶璜將在美國學聽課學來的新聞學，用中國的語言和實例講述，在《東方雜志》上連載文章加以介紹，國人才比較清楚地知道了學術新聞學的模樣。隨后，多位中國知識分子為中國的學術新聞學的建設既定了基礎，其代表人物首推戈公振；30年代的黃天鵬為整理新聞學已有的積淀做了許多工作。 然而，以救亡為主旋律的社會革命很需要傳媒為其服務，于是，學術新聞學在中國沒有獲得較為適宜的成長環境，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維方式，在革命戰爭結束之后很長的和平時期，仍舊統治了中國幾十年。于是，中國的新聞學長期停留在“××性”的一堆詞匯里轉不出來。“新聞無學”油然而生，這怪不得誰，是歷史情境造成的。 現在，我們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已經30多年了，一些新聞學的文章仍然停留在使用一連串“××性”的水平上，仍然用較多的政治套話填充新聞學的文章。這種情形需要我們檢討，如何回歸新聞學的學術本位。胡錦濤2008年要求“按照新聞傳播規律辦事”，2009年提出“遵守新聞從業基本準則”，可是到了具體的宣傳部門和媒體，回歸新聞學術的思維變化，似乎沒有跟上趟。其實，新聞學的歷史研究、業務研究現在已經相當學術化了，目前改變不大的是新聞理論。而理論帶有指導意義，它的以不變應萬變，使得新聞學給外界的印象，很難與其他有著自身系統專業術語和研究體系的學科并駕齊驅。 當我國的新聞學研究被政治化的時候，所謂傳播學，只是作為批判用的一些油印翻譯材料，知道的僅限于幾位研究外國新聞業的老師。直到1978年7月復旦大學出版的《外國新聞事業資料》第一期、發表首篇傳播學譯文的時候，譯者還要加上一段大批判的話：它“是壟斷資產階級控制輿論、制造輿論、毒害群眾、奴役人民的宣傳工具。”同年10月日本傳播學者內川方美教授訪問中國的時候，我方安排的翻譯無法譯出關于傳播學的話語，因為翻譯們沒有這方面的詞匯接觸。 現在我國傳播學研究的情形大不相同了，它成為新聞學界的熱門研究對象。其實，傳播學不過為新聞學提供了一個廣闊的認識新聞傳播的學術背景，它研究的是人類傳播現象，視角與新聞學的差別還是頗大的。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總是被討論，而且永遠沒有結論，因為這本來就是一個不成立的偽命題。新聞學界成為傳播學研究的主要學系，僅僅在于研究的都是信息的傳播，除此沒有太大的關聯。但是，傳播學為新聞學提供了較為充分的方法論和認識問題的深度視角。傳播學的研究領域幾乎無所不包，與人文－社科的不同領域都有關聯，新聞實踐涉及的是整個社會，同樣需要人文－社科不同領域的知識。在這個意義上，兩個“學”的聯姻對于新聞學來說是有益處的。 可喜的是，現在我國的新聞傳播學研究正在全面回歸學術，僅剩下新聞理論領域還有些僵化，需要再努一把力。為此，各新聞傳播學刊物，有責任推動新聞學研究回歸學術，拒絕套話空話文章，帶頭創造出一種良好的認真研究學術的氛圍。 新聞傳播學的期刊較多，可以劃分為兩大類：嚴格的學術性質的刊物；與新聞實踐聯系較密切的工作探討性質的刊物。前者如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《國際新聞界》、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《新聞大學》、中國社科院新聞所的《新聞與傳播研究》、中國傳媒大學的《現代傳播》；后者的隊伍就龐大了，《今傳媒》亦是其中的一員。 如何辦好后一類的刊物？關鍵一點是要把握好學術研究與現實新聞實踐中問題的結合，有一批能夠對各種現實問題及時做出學術化闡釋的作者（不論來自學界還是業界），這一點做好了，刊物可以在學界、業界同時取得良好的聲譽，擁有較大的發行量。如果不在這方面下功夫，而把重心放在收取版面費獲得收益，也許刊物會有收入，但聲譽就毀了。現在拿起一份新聞傳播學的刊物，如果目錄數頁，均是密密麻麻的文章篇目，欄目設計比較隨意，但厚度非凡，就不必費心看了，其中像樣的文章很少。 這方面做得成功的是上海《新聞記者》月刊。它的文章不是嚴格意義的學術研究，但是很有學術味，以業界能夠接受和理解的學術層次定位，文章能夠給人以啟示，對業界剛剛發生的問題及時跟進加以闡釋，隨時為最新的關于現實事件的分析文章調整編排。同時，能夠提供及時而豐富的各種本行業的資料。做到這些，與編輯人員思想解放，有探討問題的理論勇氣是分不開的。思想不解放，不可能抓到新穎的話題，自然也就沒有了讀者群。該刊良性運轉30年了，換了幾任主編，但是傳統被繼承了下來，因而擁有大量的學界和業界訂戶，不但不收版面費，而且還能發出稿費。 《今傳媒》已經成為西北地區重要的新聞傳播學期刊，希望能夠發展成為西北地區的《新聞記者》，在新聞傳播實踐研究和適度的新聞傳播理論研究方面同時獲得成就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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